第三十章

　　顯然，血氣方剛的曹髦已經忘了(至少在沖動的時候忘了)，其實不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司馬昭之勢也路人皆知。經過父子兩代人的經營，曹家的天下，早就姓了司馬。人們本是由於屈從司馬家的勢，才故意裝作看 不見司馬家的狼子野心，因為這種屈從，小可以換來合家平安，大可以換來富貴尊榮。那些不屈從的，則壹個又壹個地丟了性命，從舉兵造反的諸葛誕，到放浪形骸只會彈廣陵散的嵇康。儒家的君臣大義，在政治領域，本來 就是勝利者秩序穩固時的精致講究，壹旦時局轉換，就當不得真。當曹髦準備跟司馬家玩命，找來商議的近臣中，只有尚書王經勸了幾句，其他的人壹言不發，會壹開完，就趕緊溜出去給司馬昭報信，好讓司馬昭有足夠的時 間，找來壹個肯當街“弒君”的傻子，從根上了結此事。就是這個王經，雖然並沒有跟著曹髦去搞自殺性襲擊，只因為沒有首告，居然被夷了三族，以曹家太後名義出的詔令，給的罪名是“兇逆無狀”。

　　自然，那個結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濟，也得被犧牲掉。因為不管怎麽說，儒學的面子還是要給點的，表面文章必須做，因為以後司馬家坐了天下，總不能讓人說曾經公然容忍當街弒君者。雖然成濟得到的命令明確來自 於“司馬公”，但最後結賬的時候，壹切都算在了這個可憐的家丁頭上。這個頭腦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時非常憤怒，公然拒捕不說，還跳到房上，大肆散布政治謠言，進行反革命宣傳，以至於不得不將之亂箭射死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曹髦的自殺性襲擊事件，尤其是收尾善後工作的過於粗糙，還是給司馬家後來的統治帶來了壹些麻煩，整個事件成了晉朝的壹個瘡疤，提都提不得。兩漢除了西漢前期之外，基本上是經學的天下，在那個經學 氛圍極濃的情況下，士大夫為了表現自己的孝義忠節，可以無所不用其極。那個時代，當然也有弒君的事情，但都是密室裏偷偷幹的。魏晉時期雖然經學已經式微，但在公開場合，大家依然在裝忠臣孝子，所以，在大街上把 個皇帝公開殺掉，無論如何都是件非常尷尬的事情。晉室南渡之後，王導給東晉的司馬睿講起這段往事，居然令這個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，進而懷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來。

　　看來，作為皇帝，即使是傀儡皇帝，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話，麻煩也是相當大的。作為壹貫的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家倫理，在曹髦被穿了個透明窟窿的同時，也出現了窟窿，而且繼位者又沒有及時修補，大家都裝作沒 事似的。晉朝政治，過於迷信物質收買，迷信自家宗親血緣關系，開歷史倒車地把宗室分封為有實權的藩王，跟意識形態的這個窟窿不無關系。自秦漢以來，只有作為社會普遍道德的儒家倫理岌岌可危的時刻，人們才會特別 迷戀於血親，把自己龜縮在自己血親關系的小圈子裏，信不著親人之外的任何人。顯然，對於壹個官僚帝國來說，這種龜縮無疑等於自殺。西晉王朝其興也勃，聲勢浩大，然而卻二世而亡，個中道理，也許就在這裏。

　　文人的舌頭

　　文人的舌頭是惹禍的根苗，也是謀生的工具。姑不論眾多三家村學究、私塾的教書先生，無日不賴這根舌頭為自家換取衣食，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的士大夫，無論晉升還是保級，舌頭都是離不了的。我們曾經有過遊說 得官的年代，那時候的張儀，在被人暴打壹頓之後，醒過來說的第壹句話就是：我的舌頭還在嗎？有了舌頭，就擋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貴。後來得官之途改道了，從推薦變成考試，但做官的人，還得要會說話。

　　做官首先要建言，對政務提出建議和看法。建言當然可以通過文字的方式，但開會的時候，總要說話，這時候面對面的對話，顯然更要緊些。其次是拍馬，拍馬也壹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，但直接拍，當面拍，畢竟立竿見 影，喜笑顏開。其三是“忽悠”，想法讓別人相信妳，同意妳的看法。這當然非得直接而且當面才會有效。

　　不過，但凡要說話，就有風險，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。某些居心叵測的皇帝，比如朱溫和朱元璋，還經常設套引誘臣子來拍，然後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。比如朱溫就曾經跟臣子說，柳木做車軸好。臣子馬上附和道 ：當然好。朱溫馬上大怒：妳們玩我，柳木怎麽能做車軸，車軸必須用棗木做！於是附和的倒黴鬼就真的變了鬼。至於建言和忽悠，危險就更大，尤其是面對君主的時候，伴君如伴虎，不知道什麽時候碰了哪根龍須，人家龍 顏大怒，自家吃飯的家夥就沒了。所以，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，做官要多磕頭，少說話。少說話還是得說，為了防止說錯，唐朝的蘇味道告訴妳要“模棱”，含含糊糊，藏頭縮尾，到處留下活扣，見機行事，看風轉舵。 這些說話的“經驗”，壹提起來大家就痛心疾首，大批特批，說實在的，其實這些招數，多半是皇帝老兒逼出來的，又要讓人說，說錯了就要挨整，不想點轍可怎麽混呢。

　　最惹禍的舌頭，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。上司說東，他偏說西，上司說西瓜好，他偏說南瓜也不錯。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，不知有多少，但是，不吸取教訓的，就是斷不了根。這樣的人，大 體上可以分為兩種，壹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的不對，給皇帝提意見的，學名叫諍諫；壹種是自說自話，發非常奇異可怪之論，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，連壹般人聽了都受不了。第壹種比較常見，在明朝之前，朝廷裏設有專門官 員，專職幹這個。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麽，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。這種事情，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，只有在非常時期，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，就動靜特別地大。比如東漢後半段，外戚、宦官換著專權，把官爵拿出 來當街叫賣，於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，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，太學生們也跟著起哄，鬧學潮，壹浪接壹浪。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，打的打，殺的殺，抄的抄，趕的趕。明朝中葉以後，宦官再壹次專權，這壹次 更厲害，幹脆做了“立皇帝”，士大夫又嚷了起來，結社集會，不依不饒。當然朝廷也更有辦法，幹脆扒了褲子當廷打屁股，壹直打到稀爛，斷了氣。

　　然而，真正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，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，但是卻對統治意識形態不敬的，所謂，“得罪名教”者。東漢的王充，非孔刺孟，由於當時法網不嚴，讓他滑了過去。接下來孔融仗著自 己是聖人之後，混說什麽父子之間有什麽親情道義，當爹的制造孩子，當初無非是出於情欲，而子之於母，就像瓶子裏面盛東西，東西出來了就兩不相幹。結果被曹操辦了，連家中未成年的孩子，壹並提前見乃祖去也。明朝 的李贄，讀了幾本佛經，就混說亂道，說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無非是聖人門下的懵懂弟子胡亂記的筆記，有頭無尾，殘缺不全。更令人不堪的是，雖然歷代都儒表法裏，行申(不害)、韓(非)之政，但卻不能說破，偏這個李 贄，公開說申韓的好話，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。於是，李贄以古稀之年，被捉將官裏去，斷送了老頭皮。清朝文字獄最盛，但絕大多數無非是皇帝自己神經過敏，白日見鬼，只有呂留良、曾靜案，才是真的“大逆不道” 。呂留良在講學中高揚民族大義，鼓吹反清，雖然未必得罪名教，但在華夷之辨上，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，於是，已經死掉的呂留良被銼骨揚灰，呂氏壹族，滿門抄斬。